重新认识国家：国家形成的视角
文献来源：Tuong Vu,” Studying the State through State Formation”, World Politics, Vol.62, No.1, 2010, pp 148 - 175
作者介绍：Tuong Vu,是俄勒冈大学政治学系的教授。研究兴趣为比较政治、国家形成、民族主义和革命。他对东亚地区的尤为关注。最近一本著作为 Vietnam’s Communist Revolution: The Power and Limits of Ideolog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
在行为主义革命时期，学者们一度放弃使用国家这一概念来分析问题。随着20世纪80年代“回归国家”运动的兴起，国家再度成为政治科学领域最重要、最引人关注的概念之一。回归国家的呼唤既有相当多的追随者，也招致了来自四面八方的批评。作者认为，“回归国家”的运动主要唤起了四种研究路径。一是历史制度主义的路径，把国家简化为具体的制度来看待。二是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路径，有学者认为与其关注国家，不如回归个人（bring people back in）。第三种路径提出了社会中的国家的说法，强调相对于国家而言的社会力量。第四种，就是本文所要着重介绍的，从国家形成的视角来认识国家。（Tilly认为“国家构建”state building的目的论色彩太浓，于是他在后来的研究中选择了“国家形成”state formation来表述这一过程）
作者认为国家形成的路径主要有四个特点。一是，它同历史制度主义和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一样重视历史的作用，但是又没有专注于某一制度。二是，国家构建的研究主要是基于宏观视角的，而另两种制度主义主要重视中观和微观层面的分析。三是，国家构建的视角在认识国家构建中国内冲突时更关注国家而不是社会。四是，国家构建的研究更接近一个跨学科的研究。
作者希望通过这篇文章达到三个目的。一是通过对集权化官僚的起源和国家与社会关系形式的探讨，实现对国家形成观点的呈现与评估。二是把欧洲以外的国家形成的案例纳入到国家形成过程的因果机制分析中，从而为原有的基于欧洲案例的国家形成理论做补充。三是根据对国家形成理论的整理从而对国家重新进行概念化。
集权化官僚的起源
集权化的官僚组织大概是现代国家最重要的制度。起初，学者们认为战争是集权化官僚出现的主要原因。随后的研究逐渐发现，战争并不是造就集权化官僚的唯一路径。在一些环境下，战争甚至成为了集权化官僚制度发展的阻碍。事实上，诸如精英的意识形态、行政管理模式、宗教教义和精英政治等因素都对集权化官僚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在这方面最早也最有影响力的论断来自Charles Tilly，他认为战争不仅仅要求统治者打造一支军队，更要求他们完善行政管理和税收的基础结构。统治者们为了生存和胜利自发的致力于国家构建。因此Tilly也称国家是战争的副产品。Brian Downing在Tilly观点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军事技术的进步（诸如火药的使用）埋葬了欧洲封建制度。Downing还拓展了战争的内涵，他把农民起义、宗教冲突和国际贸易冲突都算作战争。
Thomas Ertman提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战争对于国家形成的作用是不一样的。他发现，1450年前的政府职位是可以像财产一样被购买、出售和继承的，统治者不得不依靠封臣的力量来作战。1450年后，开始出现了新型的、非世袭制的行政模式。尤其是随着欧洲大学的发展，许多受过良好训练的法学家补充到了才能本位（merit-based）行政管理职位中。和Ertman一样，Hui也认为在不同时期，战争的作用是不同的，但是他认为，直到18世纪欧洲才出现了国家形成的合理路径。这一合理路径包括常备军的建立、直接和间接税的征收、经济生产的提升和专业官僚对贵族政治的取代。在那之前，战争反而对国家构建起阻碍作用。
Hendrik Spruyt用法国的案例挑战了Tilly关于战争与国家形成关系的论断。他认为，早在1400年左右的卡佩王朝就出现了集权化的官僚，这要早于军事技术的变革和战争的浪潮。贵族的默许和市民阶级的支持，是当时的国王能够建立中央集权的统一法国的原因。基于拉丁美洲的案例，Centeno提出战争必须在规模和密度上都达到一定程度才能对国家形成起推动作用。而拉丁美洲的战争持续时间太短而且在发生的时间和地点上都不够集中。而拉美广阔的大陆也使得现代官僚制的远转成本远超于同期的西欧。贫穷的拉美也无法为有野心的统治者提供开动战争机器的资源。此外，自由主义和联邦主义是19世纪末期拉美的主流意识形态，这并不利于集权化官僚的产生。由于对国外贷款的易得性和外部威胁度过低，构建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并不是精英们所关心的问题。
除了战争，精英政治也被认为是集权化官僚出现的重要原因。精英对于自己及其家族政治特权的关切同样形塑了国家的发展。世袭制的和分权的国家并不必然在军事上就是软弱的。Adams提出荷兰在没有集权化官僚的情况下也曾是世界上的统治性力量，因为政治精英与资本家和地方精英能够紧密合作。这种合作的破碎也导致了荷兰的衰落。战争并没像Tilly所说的那样增强了中央政府相对于地方精英的自主性。Philip Gorski认为尽管普鲁士承受着严重的军事压力，但是其高效的行政和军队改革应主要归功于另两个因素。一是完全忠于国王的加尔文教精英，二是加尔文教价值观：纪律、服从、诚实和勤奋。基于亚洲的案例还发现，如果精英能够成功压制住大众和地方精英，那么中央集权国家成功构建的可能性就会大大提高。
除了战争和精英政治，经济因素也被证明对集权化官僚的出现起到重要作用。即便在Tilly自己的作品中，他也强调了资本的作用。Tilly指出，国家经济越商业化和货币化，国家在税收上就会表现得越高效。Hui比较了前现代时期战争频繁的欧洲和中国的战国时期。他认为由于欧洲当时的经济更富有、更商业化，所以欧洲的统治者直到18世纪还依靠借贷来维持国家机器的运转。而当时的中国不得不发展高效的行政组织来完成这一目标。因此战争加速了集权化官僚的出现而财富却阻滞了这一进程。
在原殖民地，殖民统治也是影响国家形成的重要因素。例如韩国高效的官僚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就被归功于被日本殖民的经历。Atul Kohi发现，英国分而治之的策略是尼日利亚保持长期的新世袭主义国家形态的重要原因。Crawford认为非洲的国家形成进程早在欧洲殖民者到来之前就开始了，但是殖民地国家的行动范围和国家能力都远胜于古代帝国。在非洲国家形成这个问题上，Jeffery Herbst认为，非洲的地理情况决定了，建立集权化官僚的成本太高收益太少。在当时的非洲，建立理性化的官僚制度实际上是非理性的选择。
专制和民主制度的起源
探究不同国家与社会关系下专制和民主制度的起源是政治科学领域对现代国家形成进行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早期一些学者认为，统治者对于资源的需求使其不得不与社会集团进行协商，这就导致了代议机关的产生。后来又有学者指出这一论断的关键性假设，那就是社会集团能够制衡统治者的力量，这种情况也许存在于欧洲，但在古代中国和中世纪日本并不成立。
Tilly就把代议制度的起源归功于统治者和社会行动者的政治协商。战争需要大量的资源，而对资源的汲取可能会导致大众的反抗，因此统治者往往许以不同社会集团以政治权利，从而换取他们的合作。但Tilly忽视了国家对于大众反抗的镇压能力。Downing观察到代议机关早在中世纪就存在了，这要早于欧洲民族国家的出现。而代议制度能否在现代国家时代继续存活要取决于统治者是否有其他方式获取资源。如果统治者只能从国内的社会集团中动员资源，那么这些社会集团将会被强制服从，这就会导致代议制度的失败（如法国和普鲁士）。若是统治者不需要从国内动员大量资源，那么代议制度则更有可能被延续下来（如瑞典和荷兰）。统治者对资源的需求程度影响着代议制度延续的可能性。Ertman进一步发现在原罗马帝国的地区，各个社会集团（僧侣、贵族和市民阶级）更容易降服于统治者分而治之的策略。在那些逃脱了罗马帝国统治的地区（诸如不列颠、斯堪的纳维亚、波兰和匈牙利），代议机关往往被以两院制的形式组织起来，而且更容易实现跨阶层的联合。
古代中国和日本的案例进一步佐证了Downing的观点，统治者对资源的需求应该被视为一个变量而不是一个常量。在中国和日本，国家虽然在各个方面都是统治性的，但国家并不是掠夺性的。由于这两个国家所面临的弱竞争性压力，因此统治者不会总是需要对资源进行彻底（drastically）的动员。
最初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往往是统治-镇压（domination-subjugation）型的，而不是协商型的。许多学者从对殖民国家的研究来质疑战争促进国家与社会间协商的假设。对于许多殖民地国家来说，战争威胁往往不来自外部，而是来自内部的人民。正如Mary Callahan描述的那样，殖民地民众所面对的现代国家是难以沟通且手拿火枪的士兵，而不是也许能和你进行协商的税收官。
但殖民遗产的影响并不是决定性的。印度、巴基斯坦和缅甸都曾是英国的殖民地。但是在独立后，印度保持了民主政体，而巴基斯坦和缅甸在大多数时候都是在威权政体的统治之下。许多学者认为军政关系是解释后英国殖民时期国家与社会关系不同走向的主要原因。
代议制度早在欧中世纪就出现了，但这一制度的存续取决于统治者对资源的需求程度和制度自身的设计。尽管在前现代，欧洲以外并没有出现代议制度，但这也不意味着其他地区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就是掠夺性的或是对抗性的。在其他地区出现了很多创新性的制度来维持一个较为良性的国家与社会关系。一般而言，一个竞争性的国内政治环境更有利于形成协商制度，如果社会是碎片化的，那么协商制度就很难建立，而且掠夺性国家也更容易出现。
概念和方法上的进步
作者认为，通过对国家形成的研究，人们对国家这一概念主要有两个认识上的变化。一是不再把国家当作一个纯粹物质性的概念。对于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强调丰富了我们对于现代国家的理解。正如Gorski所说，国家不仅仅是一个行政的、监控的和军事的组织，国家还是教育的、纠偏的（corrective）和灌输意识形态的组织。二是，从认为国家是一个能够自主行动的组织到认为国家是行动者展开行动的制度结构。许多国家形成方面的文献都谈到了统治者是如何在特定的文化环境和制度结构下与被统治者进行互动的。这两点概念上的变化让国家不再被粗糙的处理为一个行动者和一个因变量。
国家概念的变化也带来了方法上的进步。作为因变量的国家适合变量导向的比较研究方法。但国家形成的研究强调的是过程跟踪（process tracing），这一方法用于揭示宏观过程与事件之间具体的因果机制，就像随着时间推移而发生的那样。作者认为这一方法上的创新说明比较历史研究者在方法上更为自信，不再简单借鉴量化研究的术语去描述自己的研究路径。
许多文中提到的文献都已经出了中译本，在此为读者列出方便大家进一步研究。
查尔斯·蒂利 ：《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这本书还是建议大家看英文版）
布莱恩·唐宁：《军事革命与政治变革：近代早期欧洲的民主与专制之起源》，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托马斯·埃特曼：《利维坦的诞生：中世纪及现代欧洲早期的国家与政权建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许田波：《战争与国家形成：春秋战国与近代早期欧洲之比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玛格丽特·利瓦伊 ：《统治与岁入》，格致出版社，2010年版
彼得·埃文斯，迪特里希·鲁施迈耶，西达·斯考克波：《找回国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